加缪的作品怎么读 重读他有哪些现实意义

　　“人终有一死，而他们活得并不幸福”。1944年，25岁的法国作家加缪在《卡利古拉》中写道。

　　加缪，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阿尔贝·加缪”，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最闪耀的名字之一。他曾在一张标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纸上，列出他心爱的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这概括了他一生为之奉献的全部事物。

　　11月7日，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张博和《忽左忽右》播客主持人程衍梁相聚在香港三联书店，在加缪诞辰107周年之际，与读者分享他们心中的加缪与“荒诞”。

荒诞的命运无法避免，但人类必须直面

　　张博介绍，作为天才型的作家，加缪二十九岁便随着《局外人》的出版在法国文坛一举成名，更在四十四岁时收获象征世界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因为车祸荒诞地结束了他过于短暂的一生，但在他仅仅四十七年的人生中，已然为人类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不仅有《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鼠疫》《反抗者》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著，还有一部如若完成堪比《战争与和平》的遗稿《第一个人》。

　　袁筱一认为，在加缪的创作历程上，有两个重要的三角，印证了加缪作为小说家、哲学家和剧作家的天赋和统一性：一个三角是《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卡利古拉》，它的中心是荒诞；另一个三角是《鼠疫》—《正义者》—《反抗的人》，它的中心是反抗。在加缪笔下，真理没有固定的形式，读他的小说，可以感受到冷静和理性的力量。

　　她喜欢加缪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词语，就是：真实、激情和英雄。面对世界与人生的荒诞，加缪从一开始便清晰地感到人不能因此屈服，需要去寻找一种方式反抗这种处境，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重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以“意义”抵抗“无意义”，这便是加缪反抗思想的最初起源。

　　加缪笔下的《鼠疫》，无疑是疫情中最受关注的小说之一。这部极具象征性意味的小说，给灾难中的人们带来反思与启迪。张博提到，《鼠疫》是加缪继《局外人》后正式发表的第二本小说，也是他从“荒诞系列”过渡到“反抗系列”的奠基之作。张博认为，《鼠疫》的核心意义不是描述鼠疫本身，而是呈现与之直面的人类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展开行动。

　　例如，在《鼠疫》结尾的一片欢庆之中，里厄提醒自己，以鼠疫为象征的“荒诞”不会彻底消失，无论对于世界的疯狂还是内心的阴暗，人类都不可能获得一劳永逸的胜利。以里厄为代表的反抗者始终保持着警惕。在加缪笔下，暂时结束的鼠疫依旧如同西西弗斯背负的巨石，随时会再一次从山顶落下，反抗者也依然在承担着巨石的重负，但每一次他们都竭尽全力把石块打得粉碎。在这些反抗者身上，涌动着经过痛苦与勇气磨砺的强劲生命力。

　　张博认为，在《鼠疫》中加缪试图证明：在危难之时，并非所有人都只顾个人的安危与舒适。他的目光关注每一位无名的抵抗者，不只驻守一线的医生护士，还有那些负责统计数据的文员、看管营地的门卫、自发组织的护工等，他们用微薄的力量共同构筑起一面人类最坚强的抗疫之盾。“在人类身上，值得赞美的比应当蔑视的东西更多”。

　　“今天，我们依然在阅读《鼠疫》。甚至，我们完全有理由携带着现实经验进入这部小说。相信加缪本人对此也会深表赞同。因为这代表着我们通过阅读文学开始了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穿过小说的虚构透视我们真实的人生，去追问生命的真谛。《鼠疫》的象征性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加缪与萨特，友谊还是敌人

　　谈到法国文学的历史，加缪与萨特的关系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加缪在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萨特在19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20世纪名满世界的思想家、作家、社会活动家，也曾经结下深厚友谊。

　　但随着他们的政见发生变化，两人在萨特主编的《现代》刊物上发生论战，因思想对立而陷入情绪的激烈状态，在言辞激烈地互相抨击之后，从此势不两立。这段复杂的关系也成为法国文坛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张博提到，加缪与萨特相识于微时：1943年，当加缪与萨特第一次见面时，萨特已是赫赫有名，而加缪还是默默无闻的报刊编辑。彼时，萨特的《恶心》刚刚出版，面对存在，萨特用了“恶心”的概念，加缪用了“荒谬”的概念，都否定了传统本质论哲学对人的先验性价值定义，给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担当腾出了一片空间。因为欣赏彼此的才华和创造力，加缪很快成为萨特名流圈子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