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才是考古学家最想破解的三星堆谜团(2)

“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危险。”许杰指出，后世记载本身的可靠性存疑。那些记载并非三星堆文明时期的文献，而是三星堆以后很久才写的。急于把后世记载与考古发现对号入座的做法是循环论证，在学术上是不够严谨的。

许杰还表示，三星堆文明的政体为古蜀国可以作为一种假说来考虑研究，但作为定论就局限了重构三星堆文明原貌的范围。

“在1986年两个器物坑发现以前， 无人能够想象三星堆文明的面貌，尤其是匪夷所思的青铜造像，那么三星堆文明的其他方面为什么不存在超越我们现有知识范围的可能呢？”许杰说，“比解谜更重要的是提出真正有深度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战国以前蜀国的历史几乎全部来自《华阳国志》，这是三星堆遗址往后1000多年、东晋时代的著作。而三星堆遗址本身尚未发现任何文字。

孙华认为三星堆和古蜀国有关。“三星堆文化和更晚的巴蜀文化，中间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是古蜀的不同阶段，但是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证明。”

孙华表示，图像资料，例如人像、神像，如果能与古蜀国的传说有更多的呼应，也许可以用于佐证三星堆和古蜀国之间的关系。

但不论结论如何，孙华强调三星堆都为认识商周时期的西南地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献里只有几个字、几句话，这里的古蜀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我们通过考古得到的信息，相当于夏商时期，尤其是商代晚期成都平原的社会、国家的情况，这远远比文献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