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黄有术、本草无疆。”《典籍里的中国》开启中华传统医学探索之旅(2)

本期节目还告诉大家，三七也是由李时珍首次写入本草书中的，我们今天使用的专治跌打损伤的“云南白药”正是以三七作为主原料制成……四百多年前，李时珍踏万水千山，穿风霜雨雪，历寒来暑往，守一盏孤灯，修利民之书，惠后世百姓。当你看完这期《典籍里的中国》，便不会只将《本草纲目》视作束之高阁的历史文献，或是专属于医学生的案头经典，它明明就活在我们寻常的日子里，一种想要翻阅它的亲近感油然而生。

实话实说，节目中的典籍都是难啃的大部头。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学者为之皓首穷经，相关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在有限时长里极尽“浓缩”之能事的《典籍里的中国》，终究无法取代阅读本身，但它至少可以牵着观众走进“历史的图书馆”，时常驻足，偶尔沉迷，总有收获。

打开历史胸襟

以包容和发展的眼光“传千年之经义”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在《国史大纲》中写道，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

《典籍里的中国》最为可贵的，就是这种胸襟广博的大历史观。每期节目都从“当代读书人”撒贝宁的代入视角出发，在纵横上下五千年的时空叙事中，求问古圣先贤，踏访历代山河，通过共读一本典籍，让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对话。

典籍虽是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的厚重载体，但不可否认，它们多少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典籍里的中国》制作团队通过大量通读、比照和论证的前期工作，重点提取和当下大众最为相关、最有共鸣、最易感知的精华思想，同时努力帮助观众用包容的心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典籍的价值，借由不同视角的融合，让大众获得对典籍更为立体的认识。

以第二期《天工开物》和第四期《本草纲目》为例，这两部巨著都是明代科学成就的代表：前者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蕴含了中国古人“开物成务”的技术观；后者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等于一体，记录了中华民族运用和开发物质的历史，向世界诠释了东方生命科学的智慧。

一直以来，大众对于明朝中后期起到近代中国的科技落后，存在各种各样的讨论，持全盘否定态度的大有人在，说它是“文化之痛”毫不为过，这种悲观的情绪甚至深远影响着今天。

《典籍里的中国》通过融合故事性和知识性的客观讲述，让许多观众真切感受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创造远不止“四大发明”，即便在明朝中后期，中国的传统科技依然走在世界前列，求真务实、格物致知的精神，心系苍生、造福于民的情怀，从未断流。

在《本草纲目》当期，节目由专家补充解释了“为什么要把《本草纲目》编这么大”，因为李时珍认为，不能因为自己的学识和时代限制而对一些药物资料大肆地删减，故“不厌详悉”；同时，李时珍立言破惑，会对前人记录的错误、封建迷信等发表观点，这就是书中随处可见的“时珍曰”；此外，节目还传递了“天下医书，利益天下，天下共修，世代永新”的发展理念，正是秉持着这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理念，一代代医者不断地解决新的时代难题，国家才会提出要保护典籍，用好中医药学的宝贵财富，修撰《中华医藏》，为后世医学奠定重要基础。

品读经典，首先要站在典籍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去理解它的高度和亮度，而后在一个庞大的时空参照系中，去感受它的意义和价值。

《典籍里的中国》将人文视角延伸到全世界，并告诉观众：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多次引用《本草纲目》，并将之称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1953年，李时珍的画像被镶嵌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新落成的校舍大礼堂的走廊里，和李时珍并列的还有牛顿、哥白尼、居里夫人、达尔文等世界著名科学家；在201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记忆名录”中，《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一并被收录，这也是仅有的两部中国医学典籍。

经典并非万能和终极，各有局限与缺失。

于我们而言，对经典最好的致敬和学习，就是在汲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展开创新和超越。相比起传统的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在“科技自信”上的努力破题尤为令人感动——在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今天，它竭尽所能地从文化宝库中挖掘“中国传统科学精神”这笔丰厚的财富，从中获取继往开来的力量和勇气，这几乎可以代表对本国历史温情与敬意的最美表达。

浓烈的英雄主义人文气息

赋经典阅读以温度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