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用热血染红七月的石榴花(2)

　　　　南方局交给张露萍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等人；二是与南方局联系，转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张蔚林按照组织指示从军统宿舍搬出，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两间平房。张露萍和张蔚林、冯传庆密切合作，努力团结周围的进步青年，在军统局内部逐渐发展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为中共秘密党员，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他们在书记张露萍领导下，团结默契，并肩战斗。张蔚林负责监听内务无线电台的信号，破译重要机密。冯传庆、赵力耕等人掌握着总台的收发报业务。

　　　　从1939年秋至1940年春，通过张露萍之手，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党中央、南方局根据他们及时提供的准确情报，安全地转移重庆地下党机关和已经暴露的工作人员。张露萍的情报，更为我党捕获妄图潜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小组作出了贡献。1940年，戴笠拟派遣一个潜伏小组混入陕甘宁边区并给胡宗南发送了绝密电报。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三人连夜破译，将电报译出：“弟不日将亲自派遣一精干小组，携小型电台等器材，化装混入陕北共区，长期潜伏于肤施。望兄能设法掩护并鼎力相助。”张露萍迅速把这一绝密情报送至南方局，报告了党中央。这样，戴笠派遣的三人潜伏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即被抓获。一连串的“泄密”事件，让蒋介石极为震怒，斥令戴笠查清惩处。戴笠哀叹：“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军统内部机关特别是机要、电讯部门遂加强了特务督察。在张露萍的反复叮嘱下，大家小心谨慎，中共党支部宛如插进军统特务心脏的一把利剑，仍旧发挥着作用。

　　　　狱中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0年春节，经组织批准，在张露萍利用工作间隙回蓉探望重病的母亲之际，一件意外之事让军统电台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张蔚林因为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特务借机搜查了牛角沱“张氏兄妹”住所，发现了军统人员名册、各地电台公布呼号和张露萍写的暗语。军统局随即派人包围电讯总台，先后逮捕张蔚林、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并以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称“兄病重，望妹速返渝”。张露萍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重庆，被早已等候在汽车站的特务逮捕。冯传庆从电台逃出跑到周公馆，报告了党支部被破坏的情况，叶剑英亲自安排他去延安，途中不幸被特务抓获。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大骂戴笠无能。戴笠恼怒万分，判定张露萍是中共联络员，亲自刑讯。戴笠先是花言巧语，妄图软化，继而用钢鞭、烙铁烫、老虎凳、电椅等百般酷刑，张露萍始终没有屈服。

　　　　军统特务软硬兼施，最后使出一条放长线钓大鱼的毒计，假释张露萍，暗中安排便衣特务跟着她从周公馆门前经过，窥测她的动静。机智的张露萍识破阴谋，从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前经过时，从容不迫，神态自若，从而迷惑了敌人，保护了自己同志的安全。特务们一无所获，重新逮捕了她。一个月后，张露萍和6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签判死刑缓期执行，囚禁于歌乐山白公馆。次年3月，张露萍和他的战友又被远押到国民党军统的贵州息烽集中营。

　　　　在息烽监狱，张露萍的监号为“253”，与徐林侠（中共党员）、宋振中（杨虎城将军的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的幼子，即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黄彤光等难友关在一室。开始一段时间，张露萍脚戴重镣，行动困难。加之在重庆深受酷刑，遍体鳞伤，面容憔悴。但她神情坚毅，性格刚强，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黄彤光后来回忆说，我是1943年认识张露萍的。她中等身材，精力充沛，性格活泼，看她那样子真不像坐牢的人。我当时身患重病，愁容满面，步履艰难，对生活失去信心。她安慰说：“你不要那么伤感，丧失信心，咱们都年轻，总有一天要出去的。他们这帮家伙早晚要垮台，你应当振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