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疫情感染者85.5%来自农村：疫情防控的乡村短板(2)

　　冯子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病人数量仍在增加，说明病毒已经隐秘传播一段时间。从行动轨迹来看，病毒已在这个村庄传播开来，多位确诊病例此前半个月仅在小果庄村内活动，并没有外出。

　　防护意识不足、抵抗力弱，村里的老人成为病毒的袭击目标。据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咨询委员会专家、北京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观察，农村医疗条件相对较差，居民中老人和儿童多，他们的个体防护意识和健康知识掌握程度都较弱，更易受到病毒的“威胁”。

流动人口较多、地域广阔、村民防疫意识较差，导致农村防疫难度大

　　目前，我国有约6亿人口居住在农村。相比城市社区而言，农村流动人口较多、交通不便且地域广阔、常住人口防控意识与信息接收能力较弱、防控人力物力水平较低，是导致防疫难度大的重要因素。

　　不过，在各地对防控工作的重视下，新冠肺炎疫情最终没有在农村大规模暴发。基于此，人们一度认为，由于农村的人口密度小、空气环境好，病毒在农村的传播风险小于城市。

　　“河北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打破了这一预期。”中国价值医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梁嘉琳表示。

　　从病毒在农村的传播风险小于城市，到农村成为防疫的薄弱点，农村防疫做对了哪些工作，又出现了哪些漏洞？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是应对传染病，特别是急性传染病非常重要的策略措施。”在回顾武汉疫情与此后发生的几波疫情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总结了一系列有效策略，最重要的就是“四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早期，我国核酸检测的能力不足，农村尤其不能够满足临床诊断的需求。因此，当时的农村疫情防控主要采取道路管控和人口管控两种物理隔离技术。

　　“疫情暴发初期，一些农村地区自发的‘封村堵路’等‘硬核’防控模式，流传甚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认为，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各地的交通管控等级普遍提升，“卡口”得到广泛应用。正是通过“卡口”这一物理装置，乡镇干部、村干部、卫生人员、警察等不同类别和层级的治理力量得以重新组装；各个“卡口”通过交通线，构筑了农村疫情防控的毛细血管，编制了一张“严防死守”的疫情防控网络。

　　另一方面，是对人员进行管控，包括对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无法排除的发热者和密切接触者进行严格管控、对在疫情暴发期间去过疫区和来自疫区的人员进行摸排管控、对所有人员实行管控，倡导不出门、不聚会，有条件的地方还结合封闭式管理措施严格限制人员外出。吕德文表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村主要是排查来自疫区的流动人口或在疫情期间到过疫区的本地人，在绝大多数地区实现了人口摸排的全覆盖。

　　正是通过深入的社会动员，实施了道路管控与人口管控，实现了疫情暴发初期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许多农村地区出色地完成了防控任务。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清零”的相安无事之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一些地方难免出现麻痹大意的情绪，令“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出现迟滞。

　　河北疫情敲响了警钟。“我们认为城市病毒传播风险大而忽略了农村。”吴浩表示，迟滞意味着，等发现病毒在农村传播时，可能已经开始了二代或三代传播，所以早发现依然是重中之重。“要向全社会告诫，病毒随时随地在我们身边，要做好自我防护和自我监测，农村也不例外。”

　　聚集性活动加剧疫情传播，村民健康意识较低，基层“健康把关人”失守，导致病毒得以隐秘蔓延

　　“反常的河北疫情，暴露了疫情防控的乡村‘短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认为。

　　1月11日下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相关情况，顺义区赵全营镇联庄村的一家7口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北京官方指出，新增农村家庭聚集性病例，意味着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防疫管理存在薄弱环节。